当代生肖文化的运用及其地位

人人一个属相，大家以生肖说年岁，这就形成了全社会的一种符号共享。这种共享的符号系统，既饶有趣味，又富含智慧。

因为生肖，人们的语言多出了一个角度。人们以十二属相为由头，戏谑玩笑，讥讽解嘲，或比喻，或双关，幽默也可，尖刻也行，更增加了语言的表达力和感染力。一位属马的徐先生，在报上撰文：作为马的传人，不才也常想见“马”思齐，拉住一位伯乐的袖子，挤进千里马的行列中去。可叹第一个出来摧毁我生肖崇拜的就是徐太太(作者的妻子)，每当我有意无意地暗示她应克己复礼、惟马首是瞻时，她总说我是属驴的。这种有辱门楣的恶语，常常要激起我的牛脾气，不，马脾气。不过，平心思量，一年来马齿徒增而事业无成，也只能忍气吞声当牛做马了。属马人的调侃，通篇借马说人，还蹦出来一句“属驴的”——那是夫妻间并无恶意的戏谑。夫妻间平等相待，互尊互让，偶尔几句戏谑如同方便面里的调味料，为生活增添若干情趣。

生肖的形象性特点运用于日常的交流，可谓别有风味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曾谈到过这样一个例子。适逢猪年，一辆公共汽车上人多拥挤。一位乘客挤的时候用力大了点，边上那位就不太高兴：“哎哟，今年是猪年啊，所以拱得就厉害。”挤的那位回答得也好：“狗年已经过去了，怎么还叫啊!”这是生活中并非文明礼让的场面。两人斗嘴，出言不逊，一句“猪年拱”，话里带刺；对方还以“狗年叫”，反唇相讥。以相声的行话说，这真是机巧的“现挂”。

郭沫若有副对子：“壬水庚金龙虎斗，郭聋陈瞽马牛风”，语及陈寅恪，以生肖入联。这两位文史大师曾存芥蒂。1961年郭沫若到广州，去看望陈寅恪，寒暄问候，相谈甚洽。郭沫若询问陈寅恪“高寿几何”，随即吟出那两句对子。陈寅恪生于1890年，旧历庚寅，属虎；郭沫若生于1892年，岁在壬辰，属龙。“壬水庚金龙虎斗”，将两人生肖、生年天干连同五行所属，都嵌入联语。两位老先生，一个听不好，一个视力很差，成为下一联内容。“龙虎斗”对“马牛风”，或许可以有多种体味。在那个特定的场合，起到了联络双方感情的作用。

集纳文人趣事的《艺林散叶》一书，辑录有关生肖的逸闻三则。一则为学者马寅初逸事，他称一生“五马齐全”：姓马，生于马年、马月、马日、马时。一则记两位文学家的交往，林语堂向老舍约稿，老舍以诗作答：“今年非去年，正是鸡与狗(去年鸡年，今年狗年)，去年有功夫，今岁则没有。”老舍写小说语言风趣，生活中也是如此。另一则记两位画家，姜丹与潘天寿年岁相差一轮，都属鸡。一次，二人各画一鸡，合作《双鸡图》，姜丹在画上题：“郑板桥画竹谓一竿瘦，两竿够，三竿凑，四竿救。余不习竹，才画一竿二笋，不敢添写枝叶，乃请阿寿补成。童子鸡亦一姓潘，一姓姜，两小无猜，正甜蜜也。”两个属鸡人的友情，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
自报属相成为一种幽默。诗人申身姓申且属猴，他在自己的诗选后记中说，有位熟悉的朋友开玩笑地说我：“你这家伙，是猴子托生的，见山就爬，不爬爪子痒痒。”说实在的，我还真是属猴的。问题是“属”的什么“猴”。当代属猴的诗人很多，其中与我同属壬申猴的有苗得雨、秦松等29位，大概惟我“属”的是一只“傻猴”。傻就傻在爬近山，爬小山，爬修路的山，爬古人今人爬过无数次的山，不加选择，荒废了年华，暴露了自己爬山的稚气、俗气、小家子气……个人创作历程的总结，选取了这般生动的表述方式。

生肖礼物往往是受欢迎的礼物。曹禺八十华诞时，刘旦宅画《牧羊犬图》，巴金、柯灵、黄佐临、白杨、张瑞芳、孙道临等签名作为生日贺礼。曹禺得此礼物，感激喜悦。原来，他生于宣统二年庚戌，属狗。

同一属相的友人雅集聚会，也成为一种社交形式，往往就以属相相称。1943年中秋，上海文化界曾有过一次“马会”，出席者梅兰芳、周信芳、吴湖帆、范烟桥等均生于甲午年(1894)，属马。为纪念此次聚会，画了一幅《八骏图》，不少名家题款，其中洪深题：“还有一匹不在群中之野马。”洪深生于甲午年，也属马，未能出席这一聚会，所以出此戏言。当年，还有八“豕”雅集，那是逢猪年属猪人的聚会。

现在，生肖邮票区别于通常的动物邮票，它是专为中国农历年份发行的，鼠年“鼠票”，牛年“牛票”，一般都在迎接新年或新年之初发行。也有另一种形式，即十二生肖十二种图案，作为一套邮票发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门发行生肖系列邮票，由1980年的《庚申年》首发其端。